广东
吃货广州冥冥中原来早已注定,“羊城”得名缘于对食物的向往
来源: 南方网    时间: 2019-05-13 12:02

  美食,是广州的城市名片,也是广州的文化载体。

  从融汇南北风味打造南越王饕餮盛宴,到依托明清时一口通商所形成的中外烹技大交融,再到民国时期广州美食誉满海内外,以及当代粤菜的东进、西闯、北上、出洋,以美食为媒介的文明交流,孕育出“食在广州”的独特品牌,也碰撞出世界文明传播与交流的“广州味道”。

  再过几日,2019广州亚洲美食节将拉开帷幕。广州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美食文化,将再次进入文明对话的聚光灯下。

  广州这座千年商都,与美食有何不解之缘?食在广州背后,有什么深刻的文化和文明承载?

  虽然美食已是日常,但这可能是一段并不广为人知的故事。

  文化起源:“羊城”得名,缘于对食物的向往

  北起越秀山中山纪念碑,南至海珠广场,越秀山、珠水遥相呼应,这是广州最早的城市中轴线。而越秀山木壳岗上,根据“五羊衔谷”神话传说创作雕刻的五羊石雕,成为了广州的城市标志之一。

  关于这一神话传说,明末清初广东文献大家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·石语·五羊石》中写道:周夷王时,南海有五仙人,衣各一色,所骑羊亦各一色,来集楚庭,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,且祝曰:“愿此阛阓,永无荒饥。”言毕,腾空而去,羊化为石。

  完整的故事是:2000多年前,广州连年灾荒,人民难得温饱。一天,南海天空上忽然仙乐缭绕,五位仙人脚踏五彩祥云,身着五色彩衣,骑着口衔稻穗的五色仙羊,飘飘降临。仙人把稻穗赠给了广州人,祝愿此处五谷丰登,永无饥荒。之后仙人腾空飞逝,而五只仙羊因依恋人间,化为石头留下来,并一直护佑着广州风调雨顺,成为岭南最富庶的地方。

  正因这一关于“食物”的美丽传说,广州城两千多年的序幕拉开。广州也因此别名“羊城”“穗城”。

  在广东省一分11选5科学院专家、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罗燚英看来,这一传说也与广州城市文明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。

  广州城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 (公元前 214 年) ,距今 2200 多年。自汉代至唐代,广州城规模续有扩展。唐末,南汉兴王府筑新南城,将广州城区南界加以扩展。两宋及明代,广州城发展迅速,建造及修复次数和规模皆颇为可观。

  “到了明清时期,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不断增长、频繁迁移引起了农业垦殖急剧发展,而农业发展的同时,不合理的经济开发方式又引起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,这种变化最终导致明清时期该地区水旱频仍。灾害带来的直接影响首先就是饥荒,国家对此需要采取赈济、蠲缓、抚恤、祈禳等一系列举措,民间一分11选5则热衷于造神、祀神来祈福禳灾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晋代以来一直流传的五羊传说被加以重构,将五仙骑羊来降作为广州建城之始的神显,通过五仙祝佑来祛除饥荒之患。” 罗燚英说。

  从“五羊衔谷”,到现在的“食在广州”,广州人对“美好食物的向往”之情展露无遗。这也孕育了广州人低调务实、开放创新的性格,成为广州城市文化和文明的缘起。

  “吃的文明”:城市发展,从“吃得饱”开始

  《经济学人》资深编辑汤姆·斯坦迪奇在《舌尖上的历史》一书中说,“对吃饱饭、吃好饭的欲望,激发了人类最大的勇气,在探索与冒险中,人类自我挑战,勇敢前行。”

  回看历史,在广州的城市发展和人口变迁历史上,食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,尤其是主粮——水稻。“民以食为天”,在生产能力低下的经济一分11选5,粮食的产量直接决定了城市的人口规模及发展水平。

  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,气候适宜、水网密集、雨量充沛,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,让广州成为十分适宜水稻种植的地方。去年在广州黄埔茶岭新石器遗址发掘出的水稻植硅体。说明早在4400年前,广州人便已开始栽培水稻,并诞生了最早的文明。

  司马迁在《史记货殖列传》中也有记载:“楚越之地,地广人稀,饭稻羹鱼,或火耕而水耨。果隋蠃蛤,不待贾而足。地埶饶食,无饥馑之患。”由于适宜耕种,广州人的祖先不仅没有饥饿之患,而且还开始吃起了各种果实、水中的贝类、鱼,以及虫蛇动物等。广州人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基因,或许正是从对食物的大胆尝试中诞生。

  在秦汉时期,史料中对广州农业发展的记载较少,不过从出土文物中可以得知,当时广州除了水稻等粮食外,还要杂种一些辅助作物,人工培植的各种蔬菜、瓜果已普遍出现,渔猎经济也很发达。充足的粮食,再加上海上贸易业的发达,到西汉末年,彼时被称为“番禺”的广州,已成为中国十九个著名的都会之一。

  也正因如此,在汉末三国初,岭南成为了中原人士避乱的理想之地。广州也迎来了人口迁入高潮。至隋唐时期,随着广州耕地面积的扩大和耕作技术的提高,一年两熟的水稻耕作制度也已相当普遍。这也大大提升了粮食产量——唐晚期番禺人郑愚称“今日海隅鱼米贱” ,成为彼时广州粮食丰产的有力佐证。

  丰衣足食的生活,令广州的人口迁入数量再次得到了“爆发性增长”。据史料记载,在天宝元年(公元742年),广州有42235户,221500口人,至元和十五年(公元820年),广州已有74099户人,78年间前增长了超过75%的人口。再加上广州是当时全国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,以及唯一设置了市舶使的城市,商业贸易高度繁荣,“千年商都”的盛名由是而起。

  融汇中西:食在广州,名扬四海

  水稻种植技术的进步和粮食的丰产,为广州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最基本却也最为有力的支撑。至明清时期,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水平,已可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媲美。

  在“吃得饱”之后,广州人更是将最基本的食物发展成城市的饮食文化,成为其文明的一部分。同时,以美食为媒介,广州也促进了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传播和交流。“食在广州”的美名,名扬四海。

  早在秦汉时期,广州饮食已形成“饭稻羹鱼”的特点。隋唐时期,这一特点更加突出,食物结构以大米为主,但杂粮增加,如麦、粟、芋等;烹饪技术在继承传统技法、饮食习俗基础上,博采众长,推陈出新,形成系统的技巧与风格,时人多称“南食”“南烹”。

  “岭南佳果甲天下”。在六朝时期,据《南州异物志》等著作记载,除了主食,广州种植的经济作物多达数十种,其中水果有柑、桔、荔枝、龙眼、甘蔗、蕉、杨梅、橄榄、槟榔、椰子等,蔬菜有茄、芥、绰菜、蕹菜、芜菁等,药用植物有豆蔻、姜、香、桂、荜茇等。其中不少作物是自海外引进的。

  唐宋时期,随着广州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,农业的商品性生产特点更为明显,其中单荔枝便有22个品种之多。在杨贵妃眼中,广州荔枝“味特甘滋,百果之中,无一可比”,也便有了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美名。龙眼也也远销北方,有记载称“广人俱烘干(龙眼)以为货,北人重焉,每燕必以为笾实”。

  那个时候,广州的淡水养殖业也初具规模,放养的淡水鱼主要有鲤、鲩、鲫等。此外,沿海渔民捕捞业亦甚可观,据统计,有经济价值的海产品不下30种。这也是我国商品性鱼苗育养的最早记载。

  在明清时期,“果基鱼塘”与“桑基鱼塘”兴起后,广州对经济作物的区域化专业化种植开始形成。再加上番薯、玉米、荷兰豆、辣椒等的引进,甘蔗、花生的广泛种植,双季、三季稻的扩展,广州地区农业生产跃居全国先进行列。

  经济一分11选5的发展,也让广州在吃的花样上越来越多,烹调技术趋于多样化、精细化。其中,见诸史载的有煎、炒、煿(爆)、烧、炙、蒸、煲、煮、腌、卤、腊、蜜等。而作为我国最早的通商口岸,来自全世界的各种食材和烹技也在不断舶来,可以不出广州,吃遍世界。

  于是,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不禁感叹:“天下所有之食货,粤东几近有之。粤东所有之食货,天下未必尽有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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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冯倩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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